……古之王者明于此，是故南面而治天下，莫不以教化为大务，立大学以教于国，设庠序以化于邑，渐民以仁，摩民以义，节民以礼。

尽管我们在萨特那里借用了前两个表述，而后一个表述亦可在黑格尔哲学中找到依据，但它们的含义，即使作为通常的用语，也足以清晰地传达出此间要说的事情了。因此，比如说，著名的印度史诗有堪比荷马史诗的伟大想象力，但虽说两者对神祇的庄严色相施加了相同的想象力，却并不能由此将印度的神话人物视为希腊神话中的人物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哲学可以用作文化的基础。至于宗教和哲学的对象，直接就是真理、上帝，只不过宗教采取观念和情感的方式，哲学采取纯正思想的方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—哲学间的贸然勾连，就会是可疑的和歧义纷纭的。我们将在后续论文中详论这种转折的本质重要性，而在这里仅只满足于将之当作一般的历史变迁来加以描述。准此，则所谓中国哲学者，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也。

就此而言，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属于这个总进程的一部分，只是由于它独特的中枢地位，其所历之考验更甚而疑惑尤深罢了。这种学徒状态在大规模的、史无前例的对外学习过程中取得的收获和成长是如此巨大，其意义是如此深远，以至于可以说，如果不经历这样一种学徒状态，当今中国学术任何一个领域的现有基础和未来前景都是不可思议的。[34]《诗经·国风·大东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第460页。

因此，义不谋利作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一种鲜明表达，乃是孔子所确立而董仲舒所坚持的一条最高政治伦理原则。原文义作谊，今改，下同。子帅以正，孰敢不正？[⑥]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[35]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左传正义》本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，第1943页。

孔颖达对《诗经》的解释，《国风·关雎》君子好逑指天子，《国风·汝坟》未见君子指大夫，《鲁颂·有駜》君子有谷指国君僖公。由此可见，董仲舒的人性论并非先验论、先天论，而是由先天的质朴与后天的是否教化合成的，最终的成性是治乱之所生。

黄玉顺：《社会儒学与生活儒学之关系——与谢晓东教授商榷》，《学术界》2018年第5期，第95–106页。董仲舒关于义利之辨的这番纲领性的论述，乃是在汉武帝再三逼问之下，才在其《天人三策》的最后部分加以阐述的，乃是具有结论性的陈述。这使人想起孔子的话：政者，正也。权力的最高正义便是为民谋利，最大不义便是与民争利。

董仲舒指出： 夫皇皇求财利、常恐乏匮者，庶人之意也。[③] 关于董仲舒的思想整体，参见黄玉顺：《董仲舒思想系统的结构性还原——〈天人三策〉的政治哲学解读》，《四川大学学报》2020年第5期，第39–50页。例如，他说： 文王……师用贤圣……受施兆民，天下归之。又如： 宋牼将之楚，孟子遇于石丘，曰：先生将何之？曰：吾闻秦楚构兵，我将见楚王，说而罢之。

五者修饬，故受天之祐，而享鬼神之灵，德施于方外，延及群生也。尔好利，则民好邪而俗败。

民已大化之后，天下常亡（无）一人之狱矣。注释： [①] 班固：《汉书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纣尚在上，尊卑昏乱，百姓散亡。立大学，设庠序，修六礼，明十教，所以道之也。[⑧]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，第2715页。此教必本于富，趋而之善出自《论语·子路》孔子论庶、富、教[42]，上文已有讨论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，以顺命也。[28]《孟子·告子下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第2756页。

[13] 黄玉顺：《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两个教条——关于人本主义的反思》，《学术界》2020年第2期，第68–76页。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仁义，而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。

[33]《诗经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毛诗正义》，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，第273、282、610页。[37] 蒙培元：《蒙培元讲孟子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209页。

今陛下贵为天子……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，何也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。[18] 关于此教必本于富，趋而之善，原文为：子适卫，冉有仆。

（二）孔子义利之辨的还原 事实上，孔子当初提出义利之辨的政治伦理，便有其清晰的主体划界： 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。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，秦楚之王悦于利，以罢三军之师，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。[33] 特别是《国风·大东》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视，将君子与小人对举，孔颖达明确指出：此言君子、小人，在位与民庶相对。[35] 甚至战国时期依然如此，例如《孟子·尽心下》说大人，则藐之，赵岐注：大人，谓当时之尊贵者也。

千乘之国，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，其患祸必至也。

[25]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，第2665页。另一方则是民，诸如农工商等。

2、反面的例子： 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缓于义而急于利，亡（无）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。[11] 从社会正义论的角度看，汉语义与西语justice之间具有语义对应性。

总之，义不谋利作为儒家义利之辨的鲜明表达，乃是孔子所确立、董仲舒所坚持的最高政治伦理原则。（二）谋利：民众的天然权利 关于儒家的义利之辨，包括董仲舒的义不谋利思想，必须明确的一点是：谋利乃是民众的天然权利。人无有不善，水无有不下。由此可见，义与利的对置，所对应的正是权力主体与民众的对置。

[36]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，见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第2779页。[15] 不仅如此，在董仲舒看来，民众诸如务农、经商之类的谋利，其实也是受命于天的天地之性，因而也是可贵的。

……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人君因其所利，使各居其所安，不易其利，则是惠爱利民在政，且不费于财也。

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，王者所当修饬也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曾引焦循《雕苽楼文集》转述孔子的思想因民之所利而利之、此教必本于富，趋而之善，也是这个意思（详见下文）[16]。